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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经济学的历程读书笔记1 [推广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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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bbvv1999 发表于 2022-6-23 15:43:49 来自手机 |只看作者 |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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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为亚当·斯密保持的两套观点:个体价值观和权威对其构建初始的市场框架的作用而感到困惑时,冗长的欧洲中世纪历史才使得其中的新市场价值观的含义初现端倪。考查资本主义和市场的研究为什么没有进入中世纪神职人员的视野的原因,不难看到在生产要素的利用上土地处于最重要的地位以至于使得其他所有的生产要素都被排斥在外。

在明确整个欧洲历史上的生产方式以前,不妨先引入关于对组织经济活动行为的界定,进而考察其在上升为夸张性的社会制度。冒着让问题简化问题的风险,我们首先需要认清任何经济在组织生产时都要明确的三个问题:(1)生产什么样的商品和服务?(2)如何组织现有的资源用于生产?(3)为谁生产商品和服务?回答这些问题的答案丰富多样,综合起来为四大类:按习惯(传统)、指令、竞争和合作。

在习惯经济中,每个经济功能都是既定的,子承父业,人们被要求去做他们祖先毕生所做之事。在古埃及,根据其宗教的原则,每个人都在继承他父亲的职业。简单的职业继承关系使得在突发情况(如粮食歉收等)的处理方式始终一脉相承,既定且陈旧的处理方法使得解决问题的新路径被堵塞,没有人尝试着进行革新。显然,这种对经济的组织方式不仅在非洲产生,亚洲(明朝)、欧洲(15或16世纪以前)都曾出现过。对稳固统治的渴望使得统治者萌发了此版组织经济生产活动的愿望。就算在当代在阿米什人之类的种族群体中,个人对父母所从事的职业依然有强烈的偏好。

在指令性经济中,人们像军人一样服从命令并进行着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对生产什么都遵守着明确的指令。计划是可以与政治民主相并存的,即使计划的范围是经济的;享有充分公民权利的人在经济自由上也有自己的迫切需要。雅典奴隶劳动就是其中一种典型代表,即使它是一种不完全的成年男性公民的民主。

不同于以上两种制度——习惯与指令的复合出现,“纯粹”的竞争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人们在市场上自由选择交易对象,自由从事生产经营。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纯粹而激烈的市场竞争都将通过其自身的运作机制和体系将生产方式和内容交付于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本身,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在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的支配下变为万能的。亚当·斯密把这种充满选择性的竞争型市场称为“自由制度”,原因在于起再一次地将选择的权利赋予市场。

总结以上组织经济活动我们不难看出每一种似乎都显得很苛刻。无论是对市场成分的“纯粹性”的要求,还是表现得“不那么人道”的计划和习惯,都使我们难以驾驭。而合作——市场竞争的折中版本便变得很温和。重视市场的效率使得自由的生产与交易成为必然选择,而民主政府在在收入分配中的管致中凸显的格外重要。那么这种似乎完美的“答卷”却仍然有其自身的限制。我们暂时将其中决定性的对意识形态的和社会整体凝聚力的要求按下不表,而只集中于其定义本身在现实中的反应:福利国家瑞典。高度私有化的企业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使得即使在高度累进的税率下,集中控制大部分人的瑞典压力集团带来了更小的收入分配的差距。

如同上面介绍的经济一样,现代世界的中的特定经济组织依然是以上经济模式的杂糅。不同的国家将各种经济组织结合成不同类型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可以看到以上四种经济组织的身影。即使是纳粹德国也将国家社会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夹杂着奴隶劳动成一体。当我们考察完亚当·斯密的伦理观架构继而引出关于意识形态的说辞后,便能更好地从这些夸张性的社会制度中凝练出不同形态国家的大致轮廓。

现在,我们将目光转回至欧洲历史,基于历史学的关于黑暗时代和中世纪鼎盛时代的划分,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现实世界的前市场和前资本主义经济划分为(1)原始经济;(2)奴隶经济;(3)封建经济。

原始经济所有资源都是公共的,每个人都参与工作、分享成果。在其低下的生产率的作用下,界定“所有权”显得不切实际。落后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水平使得进行整合资源进行大量的商品生产显得不切实际。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个体(或团体)的资源充足到需要保护的时候,奴隶制度才有了实施下去的可能性。在西罗马帝国的土壤中成长出封建主义的萌芽之前,奴隶作为一种资源被严重低估了。奴隶制度生产的必要条件是奴隶能够生产出比他们自身所消耗掉的资源总和更多的东西,即奴隶是当时罗马帝国(或古希腊)奴隶主指令性经济剩余的主要生产者。依靠奴隶和大量自由劳工劳动基础上建立的城镇和巨大的农业庄园(乡间庄园)构成了当时中央集权的政治官僚制度罗马经济生活的大部。然而,在黑暗时代中,来自北部和东部的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这些基础——城市缩小到城镇和村庄,未被战争袭扰的乡间庄园变成了农场。直到劳动力变得稀少而昂贵时,奴隶才得到了某些基本的权利。无论是五世纪末的严重社会和经济混乱——致使法律和秩序的瓦解,还是以基督徒身份为诱饵的伪善的教会,奴隶制度都未曾在欧洲消逝,只是规模大大缩小了。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政治制度崩溃还有许多古希腊和罗马的知识也丧失了。

终于来到了封建时代。六世纪末的欧洲战争成为了主要的经济活动形式,掠夺和被掠夺是当时解决生产和分配商品即服务的解决办法。为了继续持有自己已获得的财产,相互保护的社会开始在现有的农业经济框架内建立起来。在谈及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之前,我们把着眼点放在这种制度所依照的现实理论基础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欧洲封建社会里,农奴劳动、骑士战斗、牧师祈祷、国王统治所展现出来的“各司其职”的“和弦”依然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阶级冲突——在严密的等级制度下,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鸿沟变得难以跨越,社会阶级之间的流动性更是天方夜谭。在稳固统治的需求下,封建社会采取了将个人与神灵相结合的方式,将国王的统治神性化并以此作为执政理念而把整个社会联系起来。包括作为宗教和军事结合的十字军,骑士精神作为封建道德体系而绽放光彩。

以上的种种行为表明,封建统治在强调人外的“超自然力量”的同时将其与现实的道德体系相连接,稳定自身统治并巩固自身发经济基础——庄园制度。这种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这来自于中世纪人们大部分时间里对早起天体力学的认知。这种地心说思维模式在古希腊天文学家克劳迪斯·托密勒的理论体系中的得到了最完备的总结——一个基于复杂的数学系统的从地球上进行的观察实验。托勒密认为,地球是位于宇宙的中心的静止的物体,所有天体(涵盖了行星、恒星、彗星等)自东向西呈圆形围绕地球运行。即使在第二个世纪行星出现了明显的不规则运动,托勒密提出的行星自身运动的“本轮”依然是地心说的“注脚”,因为他们可以看到的是这样的。为了继续解释天体运动宇宙引擎的观点被提出。在这一点上天文学与宗教紧密相连,以至于早期的科学与宗教混为一谈——托勒密的数学范式与中世纪哲学纠缠在一起。对此现状,基督教的哲学家对天球理论的贡献“功不可没”,他们把上帝、天使和圣徒置于所有球体、时间和运动之外的地方,即天堂之中。根据这个体系,宇宙被看做是一个由一系列等级和阶梯的构成:上帝在阶梯的顶端,人类次之位于中间,而地狱则在最下面。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同时也是距天堂最远的地方。

中世纪基督教徒和经济组织在很大程度依照这种世界观所延伸的逻辑。它是封建等级制度的缩影:土地所有在最上面,农奴在底层。装饰着基督教图腾的托勒密体系是封建社会最完整的比喻。此后,似乎也很难发展出一门与信仰相冲突的科学。

明确了一切封建社会内部的理论逻辑后,对封建主义和其社会理论的考察也便显得得心应手。封建主义是建立在相互责任和义务基础上的。就算奴隶制度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败而支离破碎,土地的拥有者仍然希望以一种方式将农奴束缚在土地上,尽管一个人不应该再完整拥有另一个人的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传播。农奴是经济地位最低的个体,出于保留生计的需要与他们的主人交换服务从而获取保护。而他们的主人——被赋予农奴和土地的主人向他们的主人或国王提供服务。个人的地位及政治权利和义务取决于其是否“自由地”占有土地并提供服务。对土地的占有以换取四种一般性的服务:(1)骑士服务;(2)特定的服务,如出席宫廷会议等。(3)特定的军事服务;(4)宗教服务,第五种保有权:农奴(或隶农)受习俗的继承约束而留在土地上,无论土地上的领主是谁,农民或农奴都效忠于其所代表的普遍领主权利(虽然表现方式是向个人的效忠),并被这种不成文的法律约束在土地上,履行其对现在领主的义务。

这种稳定的庄园制度也是欧洲封建主义社会生产的基础,通过一套“契约”性质的权利义务协定为纽带,封建主义将农奴和土地更加紧密地绑定在一起,农奴获得保护而领主得到了服务。领主实际上是“庄园的主人”,他们向国王表达忠心提供服务,并获得骑士或是勇士的保护。土地偶尔会被卖掉——转让由王室提供资金,而其中更多的是通过联姻而产生的土地转让。在贵族阶层中,婚姻、土地和政治完全得纠葛在一起,按照习惯上的约定——长子继承而不断延续下去,个人与周围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由其所能产生的经济效率决定的,这种习惯不断演变最终变为法律。自给自足的庄园由领主控制,农奴耕种,它在一个地区提供了大部分的生活里的物质必须品。庄园组织有两个基本目标:一是生产足以维持庄园的运转,二是为庄园提供权利和农业剩余。我们回到组织生产时提出的三个问题,庄园以传统的生产方式生产出满足自身和领主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同时提供一些剩余供国王和领主按习惯进行分配。就算如此自给自足的庄园生产,再不确定性的自然环境的影响下仍然相互之间进行着交换。到了中世纪中期,小村庄在这些庄园附近生长,有时他们包围住不止一个庄园。即使农奴们依旧活在压迫之中,但脱离奴隶制度所带来的的有限的自由仍然使得封建制度得以稳定,就算会有间断的起义行为发生。

谈完封建经济的基础后,我们似乎忘记了与最开始提出的问题相关的一群人——神职人员或者推广到教会。如同我们先前提到的骑士精神一样,宗教与道德的绑定为骑士的行为披上了“正义”的外衣——包括对异教徒的强行镇压等。如同许多道德准则一样,骑士精神所具象化的骑士行为不但没有削弱其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更成为教会维系中世纪社会的凝结剂。根植于中世纪的思想原罪使得改革变得不切实际:如果人们从根本上腐败,改革便是无意义的。教会本身便占有着大量的庄园甚至是奴隶,并通过土地、贵族募捐和什一税的形式积累财富。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宗教使得现有社会和经济合理化。不同于骑士,作为 “中间商”的商人遭到了教会的反感,其对世俗商品的强烈抵制是对贸易积累财富的鄙夷,而不是对积累财富本身。中世纪的思想家和封臣对等级制度青睐有加——基于对地主贵族的温和态度,封建主义不会轻易让位于市场。即使是今天被称为科学家或学者的人处境并没有比商人好太多,因为二者对宗教都不利。就算都是来自希腊罗马时期哲学家的研究,宗教与科学的发展此时显得水火不容,令人欣喜的是“科学”开始向现代形式演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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